在生活中可能会因为某些事情或者压力让我们有过度的思考，当这种过度的思考成为习惯，我们对自己的感觉就会失衡，对幻想的自己感觉越来越多，对现实的自己感觉越来越少。现实的自己很少得到感觉和锻炼，会变得脆弱、敏感、紧张。
抑郁症给我们的身心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有时候甚至感觉自己被掰成两半，下面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患了18年抑郁症的男子，对于抑郁症他很绝望，常常想到死。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故事的主人公——杨思明。
这是杨思明站在4米高的屋顶上，猛得嘬了口烟，望着西南方向。那是山西运城的空港经济开发区，能隐约看到霓虹灯照耀下的高楼。
那是他向往的“城里的世界”。
杨思明患抑郁症18年，他因此退学，数度走出村庄到城里打工，却一次次因犯病而被禁锢回黄土地。“要是有那么一天，我病好了，还是想感受城里的世界。”
此时，距山西运城800多公里外的北京，杨思明盘算着再去一趟安定医院。未出春节，他已经在一周内往返了四次，求医生减少些药量。
药物的副作用让他双目呆滞、行动迟缓。停薪半年，他急切地想要在节后开始工作，像个正常人一样。
抑郁的开始各式各样，但过程就像一座相同的围城。困在里面的人，对所有事都不再有兴趣。在中国，抑郁症患者已达9000万，不论老幼、贫富，平均15人中就有1人患病。
被抑郁症打回村庄
18年，磨尽了杨思明的盼头。
中学时代的他，成绩稳居班里前十，杨思明想着有一天能去城市里生活，不再像父辈一样困在几亩土地上。
可到了高二，成绩一次次下滑，他读了两年。“越来越自卑，看到镇上孩子学得轻快还考得好，那我咋这差。”
那是1998年，杨思明一直以为，自己是神经衰弱，伴随着失眠、头痛。
他愈发沉默，一天说几句话一只手都能数得出。晚上回到宿舍，杨思明想和室友说话，但就是不敢讲。
他在上铺憋得难受，只能跳下床，跑到学校的公共厕所，一个人喘着长气低吼。
没有人注意到杨思明的痛苦，大家只觉得他内向少言。直到高三退学时，班主任也只是捶着他的胸口说“你这小子就不好好学。”
回到村里，杨思明的状态仍不见好转。他找了周边十几家诊所看病开药，甚至从几十公里外的侯马背回大包大包的草药。看到电视里播的广告，他就买回健脑片吃。
直到2003年，他到北京挂了专家号：抑郁症。这是他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抑郁症被称为精神科的感冒，一个原因是，感冒人人会得，谁都有可能得抑郁症。
杨思明仍想挣脱农民的身份，他4次去运城打工，做过水泥工、搬砖，“到干活时就没劲儿，做不了。晚上怎么都睡不着，快憋疯了。”
最终，他还是被抑郁症打回了村庄。2005年，杨思明在村里结婚生子，认了农民的身份。
“那种痛苦我说不出来，绝望，就是想死”
抑郁严重时，杨思明觉得自己要被掰成两半。“那种痛苦我说不出来，绝望，就是想死。你们在阳光下有希望的人是理解不了的。”
抑郁的痛苦难言而无法体会，这是挣扎在其中的人最常说的一句话。而自杀，是最可怕的症状。
杨思明琢磨着在屋后上吊自杀，也曾数次站上屋顶，但又怕高度不够死不了反成残疾，既拖累家人还要继续忍受抑郁的痛苦。
“我真的想死一万次，”他说。可上有父母、下有儿女，杨思明说自己剩下的只有一个字——熬。
可是，他已经戒不掉了
晒在地上的柿子黑烂了，杨思明的母亲一点点捡起，残汁沾到手上。
“抑郁症”、“心理治疗”两个词，从这个一辈子还未去过省城的母亲口中说出，并不相衬。
直至今日，说起儿子的病，她主要回忆的仍是1998年时“好好的学就不上了”。
即使去年杨思明在市精神病医院住院20天，她也没有去一次医院，“家里的地得有人种。”
关于抑郁症，她知道那是种必须花钱去治的病，会和老年痴呆混起来说。
“是药三分毒，我就怕他吃上瘾喽。”相比和儿子说贴己话，母亲更多做的是在杨思明状态不好没法儿干活时，多在地里犁几排地。
她不断念叨着这几年生菜一簇能卖到将近5块钱了，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
“我不知道这是个啥病。花钱就花钱吧，能看好就行。”杨思明的妻子说。
她能做的，只是陪他去看病，参加心理治疗，“我想着盖起新房病就好了，结果房子盖起了还没好。生个儿子就好了?现在娃快2岁了病还没好。”
为了治疗抑郁症，杨思明借了700块钱坐一天硬座到北京看病，钱仅够回家的路费，他拿着北京开出的药单在运城买，却没有买到。
他每天服用大量的氯硝西泮片，长达8年。直到2012年才被运城市中心医院告知不该大剂量服用，可他已经戒不掉了。
“你脑子被驴踢了吧”
掩藏，是大多数抑郁症病人选择与外界接触的方式。
作为精神疾病的一种，抑郁症被一些人视为精神病――在中国的语境中，这是负面意味极强的词语，和“疯子”没什么区别。
打牌这是村里最常见的消遣方式，而杨思明最羡慕的是别人能顺畅打牌。
得病后，他明显感觉到思维迟钝，村里人叫他斗地主、打麻将，他不敢去，怕别人知道他脑子不好使。
“就这么点儿快乐消遣，我都获得不了。这回不玩儿，下次也不玩儿，你就没有朋友了。”杨思明强迫自己坐到了牌桌上，可是一手顶好的牌，他差点儿打输，牌没出完他就扔在桌上，“我不干了”。
打麻将输了钱，他算不出该给赢家多少，嘴快的伙计脱口而出“你脑子被驴踢了吧!”
村里人隐约觉着杨思明不对劲儿，有点儿傻、又有些不合群。局里三缺一，杨思明硬生生站在一旁，没有一个人叫他一起玩儿。发小从街上迎面而过，他的话都憋到了嘴边，却打不出一声简短的招呼。
“太孤独了，我就一个人傻，一个人挺着。”杨思明习惯右手捂着眉心蹙眉，经年累月，眼尾有着他36岁的年纪不该有的深深褶皱。
杨思明喜欢把摩托车油加满，加足马力，在去运城的柏油马路上，漫无目的地疾驰。风吹打着头发，他有一瞬觉得，所有烦恼都被带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