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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中国历史朝代更迭的相似性看中华民族可能面临的重大机遇 历史总有一种神秘的惊人相似性，例如上世纪中国几乎所有最关键的大事都和9有关。在中国历史朝代更迭上，有一个特别的相似性，就是大乱后经过一个短的统一朝代(都是只有两世)紧接就是一个很长的强盛朝代，而出现真正的高峰前都有所谓的“女祸”。如春秋战国后有秦(只有两世)，后有汉、吕后，然后文景直至武帝大盛;三国两晋南北朝后有隋(只有两世)，后有唐、武则天，然后到玄宗大盛。而从1840年后一个大乱，民国统一，也是两世(孙和蒋)，后共和国成立、江青，然后就是一个真正的强盛时期的出现，显然，中华民族正处在这个向上冲击中华民族继汉武帝、唐开元以来第三个高峰的历史大趋势中。 二、从马克思的五阶段学说看全球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 1、老马的五阶段论是建立在现实中人与人和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完全分类 这个统一分类基础是现实社会中现实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处境的一个分类：1、社会中不存在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依附，但全社会必须整体性地依附于自然界，就是原始社会;2、在对自然的依附前提下，社会中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存在以人身为前提的依附关系，就是做奴隶社会。3、在对自然的依附前提下，社会中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依附不再以人身为前提，而是换成身外之物，如：土地、官爵等等，就叫做封建社会;4、社会中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不再存在依附关系，而是全社会的人都毫不例外地依附于一个非自然的身外之物：资本，就叫做资本主义社会;5、把4中最后那个依附也给去掉，达成现实中人和社会、人和自然的完全和解，就是共产主义社会。 2、列宁式社会主义是一个基于民族主义的策略性误读，是一个反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过程。 老列大概有意无意地误解了“共产党宣言”里面“消灭私有制”的话，把公私有制之类的东西作为了区分的标准(这里就可以看出其黑格尔的特色);但老马是站在人与人和人与自然这两重现实关系中分析这个问题的，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而公私标准只是一个特定前提下的推论，只有必要性而没有充分性。社会主义必然是公有制，但公有制不一定是社会主义。如果把推论变成前提甚至是唯一的前提，将变成瘸脚的名言，最终掩盖真实。 列宁式的社会主义都是从封建社会直接跳过来的，最终都有转向斯大林式的倾向。只要把“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社会中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不再存在依附关系，而是全社会的人都毫不例外地依附于一个非自然的身外之物：资本。”中的资本换成权力或权力资本,就成了斯大林式的最好定义。由此就不难明白下面这句可能有点不可思议的话: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只是某种类型的资本主义。由此更可以明白下面这一句更触目惊心的话:二十世纪风起云涌的列宁式社会主义革命，从本质上只是一个某种类型的资本主义过程。从苏东突变后权力或权力资本迅速变成资本的过程就可以知道它们之间的同源性。 列宁式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是当时一种最好的民族主义的策略，一个落后的封建主义的民族在当时的环境下，如果按照通常的策略，必然将面对灭顶之灾，而列宁有意无意的策略挽救了当时世界上最大多数的落后民族，给了他们一个喘息追赶的机会。从本质上说, 列宁式社会主义是一个民族主义的过程，是一个落后民族为避免被先进入资本主义的民族吞食的反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运动。在这一点上，列宁是不朽的，是全世界弱小民族的导师。 3、对列宁式必然导致斯大林式的宿命的反抗，构成了毛泽东文革思路的最基本逻辑。 文革是毛泽东力图摆脱列宁式必将导致斯大林式这一历史宿命的伟大尝试，而其失败却有着一种残酷的历史必然性。清醒往往是痛苦的，毛泽东文革的反抗在清醒中注定着失败的宿命。对抗斯大林化，其实也是在对抗一个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但在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两重现实的关系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与人的关系无疑有着反作用，但力图通过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来对抗人与自然关系的某种现实趋势，其不可能性就构成了所有文革型活动失败的必然性，任何偶然因素在这种必然性面前都是无关紧要的。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无疑是悲剧的，但却是英雄的悲剧。 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一个关键的变化就是社会中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不再存在依附关系，原来的依存关系被打破了，全社会的人都毫不例外地依附于一个非自然的身外之物：X。这个X有多少现实的可能性，就有多少种类型的资本主义。从17世纪到目前为止，所以的变化、斗争都只是不同类型资本主义发生、强大以及互相之间通过斗争取得最后统治地位的过程。所有现实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之争，从根本的意义上说都是在资本主义前提下进行的。二十世纪下半期冷战的实质意义就不难明白：就是英美式资本主义和斯大林式资本主义之间为争夺最终统治权的斗争。毛泽东看穿了这一切，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但这从根本意义上说是一种民族主义的策略，和社会主义无关。 4、文革失败的必然性使得面对资本全球化成了无可逃避的现实。 老马意义上的、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在一国单独实现的，它只能是资本全球化后的一个全球性的事件。列宁的策略就是民族主义的策略，而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策略同样也应该是一个民族主义的策略。 资本全球化是一个不容逃避、必须面对的现实，是资本主义内在发展逻辑的必然趋势，在这个大趋势面前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去主导这个过程，才是最重要的、核心的问题。 三、中国民族复兴周期与世界经济大循环周期共振产生了历史性的大机遇。 资本主义经济循环中其总体饱和度和人口关系存在类似电子轨道量子化般5倍递增的结构。1000万和5000万人口在中古和近代是完成所谓强国的两个基本人口数量。在大不列颠王国以5000万数量级别完成其霸业后，美国和苏联在2亿5千万级别完成了它们的历史表演，而下一个级别就是12亿5千万级别，目前世界各经济体之间的联盟是为资本全球化12亿5千万级别的竞争储备力量。 1929年，英德老的5千万级别主导循环结束，美苏2亿5千万级别主导循环开始;这个90年的循环在一半1974年形成了石油危机的中型调整，美苏这两个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同级别竞争以美国的胜利结束;但该循环的高点已经在2000年出现，下面面临的巨大调整将在2019年达到如1929年般惨烈的程度，从而宣布该级别的结束，12亿5千万级别世界经济大循环周期的开始。(为了文章不太长，这里的经济分析从略，只给出相应的结论) 1949年后，中国人口的爆炸性增长是毛泽东的最大历史功绩之一，中国因此自动进入12亿5千万级别世界经济大循环周期的有力竞争者。中国民族复兴周期与世界经济大循环周期综合产生了历史性的大机遇，如何把握就是摆在我们面前最重要的问题。 四、历史性大机遇下的中国地缘与货币战略。 目前以长江流域为中轴，华北、华南为两翼的战略是和所谓的韬光养晦、消气外交相配合的，不可能有大的作为，隐藏着极大的危险。从长期的角度，应以环渤海湾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秦川地区建构大的战略三角。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起点打通东南亚一线，以秦川地区为起点沿原丝绸之路打通中西亚一线，两者构成对印度的双线钳制。以环渤海湾地区为起点打通东北亚一线，抑制日本和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中国以这个大三角的为基础将逐步成为亚洲之王，其领土(或附庸性质的影响)应该从乌拉尔山往东直到大海与美洲对望，从北冰洋直到太平洋俯视澳洲，形成世界的中轴，让欧洲和美洲成为其两翼。 但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更重要的是国家的货币战略。所有的现代战争，从根本意义上就是货币战争，这是由现代社会的高度资本化程度所决定的。对于一个高度资本化的社会来说，任何脱离资本的活动从根本上都是无意义的，战争也不例外。 从12亿5千万级别世界经济大循环周期的看，最有竞争力的货币将是美元、欧元、卢比和人民币。人民币在这场货币战争中最终胜出，就像用长跑中的贴跑技术，在目前阶段一定要坚持对美元采取一种不挂钩的挂钩政策，坚决长期地维持人民币对美元的币值稳定。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扩大对亚洲区的影响，使之潜移默化地取代日元的地位，逐步成为实质亚洲货币。然后利用第一个阶段形成的对美元的极大落差，配合世界经济大循环周期，选择时机释放，将美元在一次精心策划的战役中一次性击毁。最后在一个长期反复、拉锯的过程中，利用新的12亿5千万级别世界经济大循环周期确立中国对美国的领先地位，成为12亿5千万级别世界经济大循环的真正领头羊，完成民族的伟大复兴。